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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死的选择是特殊权利和主动选择死亡是特殊能力（第5页）

多年来，弗洛伊德坚持认为，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源自爱欲（Eros，生命本能），消极的行为是对爱欲的误导。但在20世纪30年代黑暗的纳粹时代，弗洛伊德不情愿地承认了与之相反的“塔纳托斯”（thanatos，又称为死亡本能，即“回归无机的驱动力”）的存在。

我们看到了许多可能表现死亡驱力的例子：冒险、吸烟、滥用药物、危险和自毁行为。对我来说，塔纳托斯最明显的例子就发生在我们站在悬崖上，或高处阳台上俯瞰200英尺以下的地面的时候。即使是最健康的人，也会情不自禁地想象那种往下跳的感觉，甚至是把周围的人拖下去的感觉。有些人就是为了避免这种不舒服的感觉而避免接近危险边缘。

露丝玛丽·巴萨姆（一位耶鲁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临床教授），（培训和监督分析师，西部新英格兰精神分析研究所）

他的观点是，这取决于你所说的“真实”是什么意思。很显然，这是无法测量的！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1920年的《超越快乐原则》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理论，认为有两种主要的本能力量在人类的潜意识层面上发挥作用。一种驱动着生命、性和世代延续，另一种则将人引向死亡、侵略和毁灭。

很自然地，这两种力量会在人的内心深处产生冲突，这取决于成长过程中影响一个人的环境因素，包括创伤，其中一种力量往往会主导人们的反应和行为。

有人认为这种深刻的内在力量会影响群体和个人。例如，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一个胆大妄为或自我失败的人“与灾难调情”，并从战胜（或自认为战胜）灾难中获得快感，直到他们失败——满足了他们内心恶魔的夙愿。

就人类群体而言，弗洛伊德从社会、个人的角度，以及作为一名参加一战的医生，他从我们现在所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士兵做出的反应出发，形成了这一心理理论。他感到困惑的是，如果驱使人们的只是一种性愉悦的原则，那就无法解释士兵会不由自主地不断重复同样悲惨的噩梦。

如今，在最近的电影《1917》中，看到那些协约国的年轻士兵兴奋地想要参战，然后以勇敢和忠诚的名义，被命令进行冲锋，冲向敌人的炮口，这或许就是某种对于死亡的潜意识群体动机。

死亡本能在精神分析领域引起了复杂的争论。如今，大多数人更强调更为具体的侵略理论（其中许多理论也可能是潜意识的），而不是假定一个朦胧的、盲目地驱使我们所有人走向坟墓的内在因素。这在一些人看来太神秘了。

然而，也有理论研究者认为，我们可能不需要建立一个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侵略行为可能与代际间的、深入共享的人类共性有关，这些共性微妙地将我们推向死亡，而死亡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避免的终点。

罗绍拉·马丁内斯·鲁伊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哲学教授

他主要研究精神分析和政治哲学，他认为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一书中，将死亡驱力描述为一种不仅是精神上的，而且是所有生命形式——生命本身——所固有的一种等同倾向。尽管精神分析协会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反对这一观点，他们更倾向于将其摒弃，但对其他知识分子来说，死亡驱力代表了一种合理的虚无主义和失败，或者自相矛盾的是，可以将死亡驱力看作一种重复性的、创造性的生存模式。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死亡驱力的发现围绕着暴力作为生命固有的、精神上不可克服的问题展开，对哲学和社会科学提出了政治上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在发现从创伤和痛苦中恢复的两个极限——死亡驱力和重复强迫——之后，弗洛伊德并没有放弃精神分析的实践。在《超越快乐原则》之后，他既没有放弃自己的诊所，也没有放弃写作和理论研究。

举个例子来说明弗洛伊德的精神，在他与爱因斯坦关于战争以及在和平中建立世界的可能性的交流结束时，他在信的结尾用了一个乐观的提法：“任何促进文明发展的东西都能与战争同时起作用。”然而，仔细阅读《超越快乐原则》，我们会发现，生和死——既代表物质也代表趋势或驱动力——以一种复杂甚至矛盾的方式相互关联。弗洛伊德写道，死亡驱力并非单独起作用，它总是与爱欲密切相关；它是沉默的，但并不孤独。

在得到这个神秘的精神经济学的规则之后，重要的是要反思这两者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政治上）的后果：死亡本能的沉默，以及爱欲的力量会如何触及毁灭性的力量。如果我们同意弗洛伊德对于死亡的概念——不是生命的限制，而是作为一个残酷的、对生命实体必不可少的破坏倾向——我们就不得不思考死亡驱力与非暴力共存的挑战，思考是否有任何抵抗破坏的可能性。

目前某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排外主义、种族主义，以及性别歧视倾向的回归，残害女性的可怕事件在世界许多地方发生；另一方面，人类也在不断的剥削和消灭整个生态系统。地球的自身免疫正在反噬我们，我们必须利用所有的分析和思考工具来构建新的思想，帮助建设一个更美好、更宜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一种形式的变化体验都被视为一种差异，不是为了毁灭，而是值得占据当前和未来的时空。

本·卡夫卡，纽约大学媒体、文化和传播学助理教授，是私人执业的精神分析师和精神治疗师

他感觉，弗洛伊德关于死亡驱力存在的论证，其生物学和哲学基础是迷人的，但也有缺陷，而且，至少在现在的语境中，可能与我们的关系并不大。最重要的是要知道，死亡驱力不是关于我们如何死亡，而是关于我们该如何生活。我们中有些人，有些时候，总会陷入了一种盲目的破坏中。

弗洛伊德认为，这始于一种天生的自我毁灭性，之后会随着我们与世界的接触而转向外部。我们折磨自己，也折磨彼此。萨特在《无处可逃》一书的结尾处写道：“别人就是地狱。”

这种情况每天都在公共场所上演。我们的政治和文化时刻被施虐狂、暴露狂和机会主义者的力量所支配。我们目之所及的每一个地方，都能看到残忍的行为，骄傲地展示着，为了娱乐、利益，或者政治目的。互联网没有创造这些行为，而是将其鼓励和放大，并使之货币化。我认为twitter是最糟糕的。如果电子邮件激起了内疚感，Instagram激起了嫉妒，twitter就激起了虐待狂。所有关于“拥有”他人的言论让我们觉得，我们需要知道一切。我们使对方失去了人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也失去了人性。

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学家和心理治疗师，我主要治疗的是更私人的死亡驱力表现。通常为创伤，包括早期创伤。其他时候，病人会发现自己处于潜在的自我毁灭冲动中，并不断恶化，比如处于一段新关系，一份新工作；或者刚刚失去的关系或工作。自我毁灭与性、金钱、家庭和我们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混淆在一起。围绕这些经历的羞耻感可能会很强烈，让人很难寻求帮助，但读者需要知道帮助就在那里。死亡驱力是生命的真相，我们必须学会接受它。

当然，问题在于如何去做。人们的冲动，自然为了寻求简单的解决方案，而有许多专业人士声称拥有这些解决方案。我最近无意中听到一个女人在电话里说，治疗师告诉她，无论何时她有“负面情绪”，她都应该“抛到脑后”。一位患者在从父母那里得到类似的建议后对我说：“这就像告诉一个哮喘病发作的人‘试着呼吸’”。

精神分析吸引我的地方——首先是作为一个病人，然后才是作为一个医生——是它拒绝这些一般的答案。我们的病人并不愚蠢，他们在受苦，常常感到很羞愧，而且，至少在此刻，他们无能为力。

一个好的分析师不害怕把这种破坏性带到治疗中，只有这么做，我们才可以谈论它，而不是无助地、没完没了地重复它。精神分析需要时间和信任，而这两者都是世界上所缺乏的。但精神分析也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人最后得到一些内心的平静！

而我感觉，弗洛伊德说的也许就是一股气体，排泄的废弃气体。

因为本书发端就明示了，生命意义存在于死亡的选择权，这是一种特权。几乎专属于人类的特权。

人类逐渐进化了灵魂深处的自由意志，而不似圈养的鸡鸭鹅或猪牛羊，繁殖再繁殖，任谁宰割，而无知无觉。

生命意义，要活着，到不要这样活着（那就去死），再到要怎样的活着。螺旋式上升的生命价值实现。

绝大部分的生命体未必自身想要活的主动选择权力，也大概不能有何时何地何种方式死的权力。

但是少量的人，有了这样的权力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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